简单又漂亮对联手抄报
对联,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一,又称楹联或对子,是写在纸、布上或刻在竹子、木头、柱子上的对偶语句。下面就是小编整理的简单又漂亮对联手抄报,一起来看一下吧。
“对联”的由来
对联,又叫楹联、对子,是我国独有的文学艺术形式。对联言简意赅,妙趣横生,千百年来深为我国人们熟悉和喜爱。
对联在艺术形式上最显著的特征是由对仗工整的两句话组成(以后又有了横额也叫横披或横批),这两句话的结构相同,字数相等,表达两个相对称的意思。
对联起源予我国古代的“桃符”。古时候每逢春节,家家户户门旁都要挂上两个桃木削成的“桃人”。桃树在古人心中,是个吉祥物,它色鲜味美的果实,被当作“仙果”,“寿桃”。古人还把桃木视为驱鬼避邪的神物。据《山海经》记载;上古时,东海度溯山上有一株巨大无比的桃树,枝叶覆盖三千里。树的东北面有座“鬼门’’,由两员神将——神茶和郁垒把守。众鬼慑予二神将之威力,不敢由此出入危害人问。于是,二位神将成了古人心目中的“保护神”。他们被雕成“桃人”,新年伊始挂于门上,让他们镇鬼驱邪,保佑合家平安。这就是最初的“门神”。后来又把雕像换成了桃木板,画上二神将的图像。以后又进一步简化成“桃符”,在桃木板上写上他们的大名或者画些弯弯曲曲的符咒。但严格地说,桃符还不是真正的对联。当“桃符”,演变成对偶的两句话时,对联才真正诞生了。
对联的产生与我国古典文化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。先秦诗文,汉赋和魏晋南北朝的骈文体都十分讲究对偶句,是汉语言文学的重要表现手段。唐代律诗兴起,对联也做为一种新的文学艺术形式随之产生了。对联以五言句和七言句居多,这与唐诗五言诗、七言诗的艺术形式不无关系。故有人认为对联是由律诗发展演变而成的。 迄今发现最早的一副对联,为五代后蜀皇帝孟昶所作;
新年纳余庆,佳节号长春。
这副对联之所以有名,也许是宋人认为这是两句谶语,预示着宋将灭蜀。因为在第二年(公元965年),后蜀就被宋朝灭亡了,宋朝大臣吕余庆到此任成都知府,正所谓“新年纳余庆”;而“长春”又是宋人的“圣节”。这一历史巧合,使此联被载入史册,成为传世第一联。由此可以推断,对联产生的年代要早于五代,即使从孟昶的传世第一联算起,至今也已历时千载。
对联在宋代始为流行,种类也日益增多,出现了门联、婚联、寿联、挽联、庙联以及口头对联等多种形式。大文学家苏轼就是当时作对联的好手。有一次,他到文人刘攽家去做客,中间有事要回家,刘攽说;“幸早里,且从容。”让他别急着走。苏东坡答道; “奈这事,须当归。黟没办法,我得回去。这是一副有趣的谐音对联,出句和对句各谐三果一药;杏、枣、李(或梨)、肉苁蓉,蔈(一种苹果)、蔗、柿、当归。
对联一出现,就以其义美、形美、声美而受到人们的喜爱。宋代为它的发展期,明清对联的多样化产生了有益的影响。所以,应当说对联是由文、赋、诗、词、曲等文体演化、变异而独立成体的;它兼有各种文体的某些优点,又别具一格,故有“诗中之诗”之美誉。
明代对联的兴盛,与明太祖朱元璋的爱好不无关系。朱元璋戎马一生,粗通文墨,他格外喜好作对联。在攻打姑苏城时,朱元璋以“口天”二字出题,让谋士刘基来对联: “天下口,天上口,志在吞吴;”刘基却以“人王”为题对道: “人中王,人边王,意在全任”。这副对联既谈了战略方针、大计,又巧妙恰当,富有情趣。
朱元璋称帝后,时常微服私访。一天,他来到一个酒馆,遇到一个重庆籍书生,就一边饮酒一边跟他对起对子来。朱元璋说;“千里为重,重山重水重庆府”;书生见这位长脸大汉气度不凡,心里明白,马上对道: “一人为大,大邦大国大明君”。朱元璋听了满心高兴。后来还把这位书生请进宫,赏了好些钱。既然“圣上”偏爱,文人学士们便纷纷效法,作对联一时成了时髦之举。
清末以后,对联随着华侨的足迹,还传到了海外。到了民国革命时期和解放以后,对联仍然盛行不衰,形式也更加新鲜、活泼。
对偶阶段
时间跨度为先秦、两汉、三国、两晋至南北朝。在中国古诗文中,很早就出现了一些比较整齐的对偶句。流传至今的几篇上古歌谣已见其滥觞。如“凿井而饮,耕田而食”、“日出而作,日入而息”之类。至先秦两汉,对偶句更是屡见不鲜。《易经》卦爻辞中已有一些对偶工整的文句,如:“渺能视,跛能履。”(《履》卦“六三”)、“初登于天,后入于地。”(《明夷》卦“上六”)《易传》中对偶工整的句子更常见,如:“仰以观于天文,俯以察于地理。”(《系辞下传》)、“同声相应,同气相求,水流湿,火就燥,云从龙,风从虎……则各从其类也。”(乾·文言传)
成书于春秋时期的《诗经》,其对偶句式已十分丰富。刘麟生在《中国骈文史》中说:“古今作对之法,《诗经》中殆无不毕具”。他例举了正名对、同类对、连珠对、双声对、叠韵对、双韵对等各种对格的例句。如:“青青子衿,悠悠我心。”(《郑风·子衿》)、“山有扶苏,隰有荷花。”(《郑风·山有扶苏》)《道德经》其中对偶句亦多。刘麟生曾说:“《道德经》仲裁对之法已经变化多端,有连环对者,有参差对者,有分字作对者。有复其字作对者。有反正作对者。”(《中国骈文史》如:“信言不美,美言不信。善者不辩,辩者不善。”(八十一章)、“独立而不改,周行而不殆。”(二十二章) 再看诸子散文中的.对偶句。如:“满招损,谦受益。”(《尚书·武成》)、“乘肥马,衣轻裘。”《论语·雍也》)、“君子坦荡荡,小人常戚戚。”(《论语·述而》)等等。辞赋兴起于汉代,是一种讲究文采和韵律的新兴文学样式。对偶这种具有整齐美、对比美、美的修辞手法,开始普遍而自觉地运用于赋的创作中。如司马相如的《子虚赋》中有:“击灵鼓,起烽燧;车按行,骑就队。”
骈偶阶段
骈体文起源于东汉的辞赋,兴于魏晋,盛于南北朝。骈体文从其名称即可知,它是崇尚对偶,多由对偶句组成的文体。这种对偶句连续运用,又称排偶或骈偶。刘勰在《文心雕龙·明诗》评价骈体文是“俪采百字之偶,争价一句之奇。”初唐王勃的《滕王阁序》一段为例:
时维九月,序属三秋。潦水尽而寒潭清,烟光凝而暮山紫。俨骖騑于上路,访风景于崇阿。临帝子之长洲,得仙人之旧馆。层峦耸翠,上出重霄;飞阁流丹,下临无地。鹤汀凫渚,穷岛屿之萦回;桂殿兰宫,即冈峦之体势。
披绣闼,俯雕甍,山原旷其盈视,川泽盱其骇瞩。闾阎扑地,钟鸣鼎食之家;舸舰迷津,青雀黄龙之轴。云销雨霁,彩彻区明。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。渔舟唱晚,响穷彭蠡之滨;雁阵惊寒,声断衡阳之浦。
全都是用对偶句组织,其中“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”更是千古对偶名句。这种对偶句是古代诗文辞赋中对偶句的进一步发展,它有如下三个特点:一是对偶不再是纯作为修辞手法,已经变成文体的主要格律要求。骈体文有三个特征,即四六句式、骈偶、用典,此其一。二是对偶字数有一定规律。主要是“四六”句式及其变化形式。主要有:四字对偶,六字对偶,八字对偶,十字对偶,十二字对偶。三是对仗已相当工巧,但其中多有重字(“之、而”等字),声律对仗未完全成熟。
律偶阶段
律偶,格律诗中的对偶句。这种诗体又称近体诗,正式形成于唐代。但其溯源,则始于魏晋。曹魏时,李登作《声类》十卷,吕静作《韵集》五卷,分出清、浊音和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诸声。另外,孙炎作《尔雅音义》,用反切注音,他是反切的创始人。一般的五、七言律诗,都是八句成章,中间二联,习称颔联和颈联,必须对仗,句式、平仄、意思都要求相对。这就是标准的律偶。
举杜甫《登高》即可见一斑:
风急天高猿啸哀,渚清沙白鸟飞回。
无边落木萧萧下,不尽长江滚滚来。
万里悲秋常作客,百年多病独登台。
艰难苦恨繁霜鬓,潦倒新停浊酒杯。
这首诗的颌联和颈联,“无边落木萧萧下,不尽长江滚滚来。”“万里悲秋常作客,百年多病独登台”对仗极为工稳。远胜过骈体文中的骈偶句。除五、七言律诗外,唐诗中还有三韵小律、六律和排律,中间各联也都对仗。
律偶也有三个特征:一是对仗作为文体的一种格律要求运用;二是字数由骈偶句喜用偶数向奇数转化,最后定格为五、七言;三是对仗精确而工稳,声律对仗已成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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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联:旧岁又添几个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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